《左传》星占的知识体系与话语权力博弈

文/余丹

(相关资料图)

《左传》的星占书写具有相对固定的占辞内容和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呈现了春秋时期星占的知识性质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过渡、推演模式由理性思辨向神秘思维介入的历史特征。春秋后期，执政卿大夫由于主体意识增强，受到知识观念、职事需求的影响，开始运用理性话语深入阐释以往神秘话语难以回答、解决的现实问题，逐渐在与巫史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掌握了天道话语权；并因其政治身份与话语权力的优势，在《左传》星占叙事中成为更受关注的主体。《左传》星占的探究，是揭示春秋星占文献生成、推演模式转变、话语权力博弈的核心问题，对于准确理解春秋社会变革、后世帝王政治运作、古代思想文化演进等都有重要影响。

一、引言

星占，以星象为观测对象，根据分野、星官与应期等知识理论，具体分析星象运行变化中的异常状态，进而占测相关天道吉凶或人事灾异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少量有关殷商时期祭祀的占卜内容，如日食、月食、大火星、北斗等，但尚未形成固定的占辞、推演模式。西周时期，《诗经》《周礼》中开始出现有关星占场所、职官的记载，但多以历法、农业为主。时至春秋，星占书写才在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典籍中大量出现，并初步形成相对固定的占辞内容和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。星占职官通过仰观天象以占人事、察时变、救时政，在各诸侯国的内政外交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，成为后世帝王政治运作场域中的关键因素。20世纪30年代以来，中国天文学史、上古天学知识等相关领域对先秦星占皆有关注，①主要涉及马王堆星占简帛文献释读、《左传》天文异象分析等问题。②本文拟在《左传》星占理论体系的基础上，总结春秋时期星占的知识性质、推演模式，由此揭示《左传》星占书写的叙事立场及其蕴藏的话语权力博弈。

二、知识性质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过渡

星占自产生之初主要由巫卜、史官系统的职官掌守，即司马迁所谓“昔之传天数者”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记载：“昔之传天数者：高辛之前，重、黎；于唐、虞，羲、和；有夏，昆吾；殷商，巫咸；周室，史佚、苌弘；于宋，子韦；郑则裨灶；在齐，甘公；楚，唐眛；赵，尹皋；魏，石申。”[1]上古星占最初为巫史阶层执掌，具有专业知识的性质。西周专设的星占职官有冯相氏、保章氏等。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：“冯相氏掌十有二岁、十有二月、十有二辰、十日、二十有八星之位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冬夏致日，春秋致月，以辨四时之叙。”“保章氏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。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，所封封域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。以十有二岁之相，观天下之妖祥。以五云之物，辨吉凶、水旱降丰荒之祲象。以十有二风，察天地之和，命乖别之妖祥。凡此五物者，以诏救政，访序事。”[2]李零在《中国方术考》中提出古代官学中有祝宗卜史的职官系统，卜掌占卜，史掌天文历法、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，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。[3]巫卜史官独立于国家行政系统，带有“旁观”的性质，因此记录史事较为客观。

春秋前期，巫史是星占的主体，星占理论具有专业知识的性质。《左传》载录的星占书写，凡25例（图1）。③从星占主体看，郑国裨灶5例，鲁国梓慎4例，周内史叔兴、晋国士文伯、史墨、鲁国昭子各2例，周室苌弘、晋国卜偃、史赵、叔向、鲁国申须等各1例。可见《左传》所载“传天数者”,远远超出《史记·天官书》的名单。

图1《左传》星占载录分布图

卜偃是《左传》最早载录的职官，为晋国史官、掌卜大夫，主管天文星历、卜筮图验事，以其职曰卜偃，以其姓氏则曰郭偃。他是佐助晋文公称霸之功臣，曾预言晋国毕万之后必大，虢国必亡，晋怀公必无后。僖公五年(前655),晋献公询问攻虢的具体事宜，卜偃以天象变化为根据作答。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记载：

八月甲午，晋侯围上阳。问于卜偃曰：“吾其济乎?”对曰：“克之。”公曰：“何时?”对曰：“童谣云：‘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旗。鹑之贲贲，天策焞焞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’其九月、十月之交乎。丙子旦，日在尾，月在策，鹑火中，必是时也。”冬十二月丙子朔，晋灭虢，虢公丑奔京师。师还，馆于虞，遂袭虞，灭之，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，以媵秦穆姬。而修虞祀，且归其职贡于王。故书曰：“晋人执虞公。”罪虞，且言易也。[4]

《国语·晋语》的记载与《左传》相为表里，但文字更为简省，仅有献公问攻虢时间，卜偃引童谣回答在九月、十月之交，缺少星占的具体分析。巧合的是，卜偃早在三年前就由虢公在桑田打败戎人一事预言虢国必亡。《左传·僖公二年》记载：“虢公败戎于桑田。晋卜偃曰：‘虢必亡矣。亡下阳不惧，而又有功，是天夺之鉴，而益其疾也。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，不可以五稔。’”[5]卜偃认为，虢国灭下阳之后，非但不感到害怕，反而建立武功。这是上天在加重虢国的罪恶。虢国轻视晋国而不爱抚百姓，因此不到五年必定会亡国。

禆灶是《史记·天官书》所载“传天数者”,是《左传》载录次数最多之人。禆灶典型的星占事例有三。首次是鲁襄公三十年(前543),晋国子羽称伯有氏门上长莠草。裨灶根据“岁在降娄，降娄旦而中”的星象，预言伯有氏“犹可以终岁，岁不及此次也已”,即活不到岁星再绕到降娄位次时。其后预言应验：“及其亡也，岁在娵訾之口。其明年，乃及降娄。”[6]伯有氏被杀时，岁星正处于娵訾，次年才到达降娄。再次是昭公十年(前532)正月，客星出于婺女。裨灶预言晋君将于七月戊子死。他的依据是：“今兹岁在颛顼之虚，姜氏、任氏实守其地。居其维首，而有妖星焉，告邑姜也。邑姜，晋之妣也。天以七纪。戊子，逢公以登，星斯于是乎出。吾是以讥之。”[7]第三次是昭公九年(前533)四月，陈国遇灾。裨灶预言陈国复立、亡国的具体年份。预言应验在昭公十三年(前529),“平王封陈、蔡，复迁邑”[8]，陈国复国；哀公十七年(前478),“秋七月己卯，楚公孙朝帅师灭陈”[9]，陈国最终灭亡。

到了春秋后期，大夫阶层也参与到星占活动中，如晋国叔向、士文伯，鲁国昭子、申须，齐国晏子，郑国子产等。由于星占主体的调整，星占的知识性质逐渐在星占运行过程中发生变化，开始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过渡，从神秘知识向一般知识过渡。《礼记·礼运》云：“祝嘏辞说，藏于宗祝、巫史，非礼也，是谓幽国。”[10]春秋时期的星占从占辞内容看，大致包括天象(日食、岁星、二十八宿、彗星、陨星、客星等)、占曰(君臣死丧、国运兴亡与战争成败、诸多灾害等)、事验(应验结果)三部分；从占测类型看，日食占2/5,其余则岁星、二十八宿、彗星、陨星、客星；从载录时间看，多出现在昭公时期，其余则出现在襄、僖、文三公时期。大夫群体对于星占活动的介入，既呈现特有的理性思辨，还保留有巫卜史官阶层星占的神秘思维。如：在占测事项上，君臣死丧多通过陨星、彗星、日食、客星的出现和岁星失次预言；国运兴亡与战争成败多通过岁星、大火星预言；饥荒、火灾、水灾、旱灾等灾害多通过岁星、大火星预言。

统观《左传》的星占书写，上至国君生死、国家败覆，下至水旱丰荒、民生祸福，几乎皆得到应验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卷四“春秋言天之学”中说：“天文五行之说，愈疏则多中，愈密则愈多不中。春秋时言天者，不过本之分星，合之五行，验之日食、星孛之类而已。五纬之中但言岁星，而余四星占不之及，何其简也。而其所详者，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、动作、威仪之间，及人事之治乱、敬怠，故其说也易知，而其验也不爽。”[11]顾氏认为星占预言屡验不爽的原因在于疏、简，不在密、详，用分野与五行揭示星象。杨伯峻对于星占灵验的看法，从昭公十七年(前525)“有星孛于大辰”下注可见：“申须、梓慎之言，皆以天象关连人事迷信之语，早已不可解，且极不科学，亦不必解。杜注不得已而解之，亦未必确。”[12]据张培瑜考察判断，《左传》记载的有关春秋日食的论断、岁星的位置等均非观测实录，都是战国后人据传闻和当时的天文知识推算附入的。[13]其实如何理解《左传》的星占书写是不可回避且很有价值的话题，也是揭示春秋星占文献生成、推演模式、话语权力的核心问题。

三、推演模式由理性思辨向神秘思维介入

春秋时期的“传天数者”大致分为两个群体，一是偏向神秘思维的巫史阶层，二是崇尚理性思辨的大夫阶层。春秋前期，巫史阶层运用神秘的话语体系进行星占预言、天道阐释；春秋后期，卿大夫阶层逐渐觉醒，开始质疑巫史话语的阐释权威，采取更为理性的推演模式来阐释天道、分析人事。下文拟就两个群体的星占事例，具体分析春秋星占推演模式的转变。

就巫史阶层而言，他们虽然原本运用神秘思维占测星象，但也开始出现理性色彩。叔兴、叔服同为周内史，协助天子管理爵、禄、废、置等政务，但两者推演模式有所差别。叔服在周襄王、定王时任内史，于襄王二十七年(前626)奉命使鲁，参加僖公葬礼。鲁公叔敖闻其善相面，曾请他为其二子看相。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记载：“元年春，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。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，见其二子焉。叔服曰：‘谷也食子，难也收子。谷也丰下，必有后于鲁国。’”[14]又有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记载：“有星孛入于北斗，周内史叔服曰：‘不出七年，宋、齐、晋之君皆将死乱。’”[15]文公十四年(前613),叔服见有彗星进入北斗，就预言宋、齐、晋的国君将死于叛乱。其后预言灵验，宋昭公卒于文公十六年(前611)：“昭公将田孟诸，未至，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。荡意诸死之。书曰：‘宋人弑其君杵臼。’君无道也。”[16]齐懿公卒于文公十八年(前609)：“游于申池。二人(邴蜀、阎职)浴于池，蜀以扑抶职。职怒。曰：‘人夺女妻而不怒，一抶女庸何伤!’职曰：‘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?’乃谋弑懿公，纳诸竹中。归，舍爵而行。”[17]晋灵公卒于宣公二年(前607)：“晋灵公不君”,“乙丑，赵穿攻灵公于桃园”。[18]可见宋、齐、晋的国君果真不出七年就死于叛乱。

同是内史，叔服则兼具神秘思维与理性思辨。但值得关注的是，叔服出于国家职事需要时运用神秘思维，出于个人思考则运用理性思维。《春秋》记载僖公十六年(前644),“正月戊申朔，陨石于宋五。是月，六鹢退飞，过宋都”。[19]《左传·僖公十六年》的记载更为详尽：

十六年春，陨石于宋五，陨星也。六鹢退飞过宋都，风也。周内史叔兴聘于宋，宋襄公问焉，曰：“是何祥也?吉凶焉在?”对曰：“今兹鲁多大丧，明年齐有乱，君将得诸侯而不终。”退而告人曰：“君失问。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生也。吉凶由人，吾不敢逆君故也。”[20]

陨星是大的流星在经过地球大气层时未烧毁而掉落地面的部分，多被认为人死星陨，因此是大凶之兆。宋襄公向叔兴询问陨星吉凶，叔兴先是回答了三个预言：当年鲁多大丧，明年齐有乱，君将得诸侯而不终。当退而告人时，叔兴则称国君失问，但不敢违逆国君。叔兴在面对宋襄公时和私下与人语时用的是两套话语，前者是出于职事身份的官方回答，后者是个人思想的真实表达。宋国是商的后裔，崇尚神秘思维，周内史叔兴或是为了满足宋襄公的期待、好尚做出的占测，也是通过天道规范人君。然而，叔兴回答宋襄公的预言却灵验了。齐桓公卒于僖公十七年(前643)冬十月乙亥：“易牙入，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，而立公子无亏。孝公奔宋。十二月乙亥赴。辛巳夜殡。”[21]僖公二十一年(前639)春，“宋人为鹿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。楚人许之。公子目夷曰：‘小国争盟，祸也。宋其亡乎，幸而后败。’”[22]其后宋襄公卒于僖公二十三年(前637)夏五月，“伤于泓故也”。[23]既然他在私下认为吉凶与阴阳之事无关，那又如何解释三个预言的实现?虽然这可以引证预言灵验是后人依附的结果，不过，即使是后人依附的材料，也反映了当时史官的矛盾笔法，可视为神秘思维与理性思辨的博弈。

就大夫阶层而言，他们在掌握巫史阶层知识体系、星占推演模式及其神秘思维的同时，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辨。以晋大夫士弱、士文伯父子为例，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记载：

晋侯问于士弱曰：“吾闻之，宋灾，于是乎知有天道。何故?”对曰：“古之火正，或食于心，或食于咮，以出内火。是故咮为鹑火，心为大火。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，祀大火，而火纪时焉。相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。商人阅其祸败之衅，必始于火，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可必乎?”对曰：“在道。国乱无象，不可知也。”[24]

襄公九年(前564)春，晋侯问士弱宋灾的原因。首先，士弱运用巫史的传统知识解释宋灾。火星运行在心宿、柳宿之间，古代的火正在祭祀火星时，选用心宿或柳宿陪祭，所以柳宿是鹑火星，心宿是大火星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：“相土，商祖契之曾孙，代阏伯后主火星。宋，其后也，世司其占，故先知火灾。贤君见变，能修道以除凶；乱君亡象，天不谴吿，故不可必也。”[25]而陶唐氏的火正阏伯住在商丘，选用大火星来确定时节。相土沿袭这一方法，商朝就以大火星为祭祀的主星。士弱给出了“知有天道”的原因和必然性，认为商人总结出历史的祸败多缘于火，而宋是商的后裔，因此深谙天道自然规律。其次，士弱指出免灾关键在于有道，即国君自省，推行德政。如果国家动乱，上天不给予预兆，就无从预知天道了。这例星占是士弱将神秘思维和理性思辨有效结合并合理运用的体现。

士弱之子文伯的思想更为进步。昭公七年(前535)夏四月甲辰朔发生日食，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记载：

晋侯问于士文伯曰：“谁将当日食?”对曰：“鲁、卫恶之，卫大鲁小。”公曰：“何故?”对曰：“去卫地，如鲁地。于是有灾，鲁实受之。其大咎，其卫君乎?鲁将上卿。”公曰：“《诗》所谓‘彼日而食，于何不臧’者，何也?”对曰：“不善政之谓也。国无政，不用善，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，故政不可不慎也。务三而已，一曰择人，二曰因民，三曰从时。”[26]

士文伯回答晋侯的日食之问，认为鲁国国君、卫国上卿有灾。其后应验，当年八月卫襄公卒，十一月季武子卒。晋侯又问《诗经》“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”[27]的含义，士文伯认为日食成因是君不善政、国家无道、不用善人。因此国君需要慎政修德，致力于择选人才、依靠百姓、顺从时令。同年十一月，晋侯再问日食是否有常占，士文伯回答说日食无常占，因为“六物不同，民心不一，事序不类，官职不则，同始异终，胡可常也?”[28]岁、时、日、月、星、辰六物不同，百姓心志不一，事情轻重不相类，官员好坏不同，开始相同而结果相异。

除了士弱、士文伯，子产、晏子也对天文星象的占测、阐释有理性认识。昭公元年(前541)晋侯有疾，子产在回应晋侯问疾时，以君子朝、昼、夕、夜四时规谏晋侯，提出国君的自我修身准则：“朝以听政，昼以访问，夕以修令，夜以安身。于是乎节宣其气，勿使有所壅闭湫底，以露其体。兹心不爽，而昏乱百度。今无乃壹之，则生疾矣。”[29]昭公二十六年(前516),晏子劝诫齐侯以禳祭免除彗星凶兆的做法无效，认为“天道不謟，不贰其命”[30]。若国君没有秽德，就不需要禳祭；若国君德行有失，禳祭也无用。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国君的德行修养。可见春秋后期的卿大夫由于现实需求、政治地位的提升，推演星占的思维模式由单一走向多元，呈现出神秘思维与理性思辨结合的趋势。

四、巫史与执政大夫对天道话语权的博弈

星占书写在《左传》中呈现出相对固定的占辞内容和较为完备的知识图景，体现了春秋时期星占的知识性质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过渡，推演模式由理性思辨向神秘思维介入的趋势。新的知识图景必将派生相应的职事需求，新的职事需求又将催生相应的话语方式，新的话语方式则会影响星占相关文献的生成及其叙事立场。春秋前期，有关星象、天道的解释工作主要由巫史阶层负责，卿大夫对此还没有显著的主体意识。到了春秋后期，卿大夫的主体性增强，受到知识观念与职事需求的影响，开始选择运用理性话语去深入阐释以往巫史神秘话语难以回答、解决的现实问题。这种现象实质上体现了执政大夫与巫史言说的博弈，以及对天道话语权的争夺。两者的博弈集中体现在郑国大夫子产与裨灶有关彗星禳灾的分歧上，并延续到鲁国大夫叔孙昭子与梓慎有关日食灾异的论争当中。

首次分歧发生在昭公十七年(前525),子产、裨灶针对彗星禳灾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。这次矛盾是卿大夫以理性思辨争夺天道话语权的标志性事件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记载：

冬，有星孛于大辰，西及汉。申须曰：“彗所以除旧布新也。天事恒象，今除于火，火出必布焉。诸侯其有火灾乎?”梓慎曰：“往年吾见之，是其征也，火出而见。今兹火出而章，必火入而伏。其居火也久矣，其与不然乎?火出，于夏为三月，于商为四月，于周为五月。夏数得天。若火作，其四国当之，在宋、卫、陈、郑乎?宋，大辰之虚也；陈，大皞之虚也；郑，祝融之虚也，皆火房也。星孛天汉，汉，水祥也。卫，颛顼之虚也，故为帝丘，其星为大水，水，火之牡也。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? 水火所以合也。若火入而伏，必以壬午，不过其见之月。”郑裨灶言于子产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将同日火，若我用瓘斝玉瓒，郑必不火。”子产弗与。[31]

这则有关星孛的占测主要涉及梓慎、裨灶、子产。三者虽同为大夫之职，但子产的身份地位更高，在郑简公十二年(前554)为卿。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载其为政时，整顿井田封疆和灌溉系统，把田地及居民按伍编制，“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。大人之忠俭者，从而与之。泰侈者，因而毙之”。[32]郑国当时处在晋楚两强争霸之间，子产为政贤明，积极推进改革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具有务实、理性的执政观念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载孔子谓子产：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[33]相较之下，鲁大夫梓慎、郑大夫裨灶两人都偏向于神秘的巫史话语，善观天象或望气以占吉凶，在后世并称“慎灶”。裨灶曾见岁星客于玄枵，知周王及楚子将死；星出婺女，知晋君将卒；火出陈灾，知陈国将亡。梓慎此次则根据火星、彗星并见，且彗星西及天汉，称水必助火，预言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将有火灾。对此，裨灶请执政大臣子产命人以宝玉禳火，以免郑灾，但子产并未听从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裨灶与子产争论的焦点在于，是否祭神以禳除火灾。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又记载了子产拒绝梓慎请用瓘斝玉瓒的结果：

夏五月，火始昏见。丙子，风。梓慎曰：“是谓融风，火之始也。七日，其火作乎!”戊寅，风甚。壬午，大甚。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火。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，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也。”数日，皆来告火。裨灶曰：“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。”郑人请用之，子产不可。子大叔曰：“宝，以保民也。若有火，国几亡。可以救亡，子何爱焉?”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?灶焉知天道?是亦多言矣，岂不或信?”遂不与，亦不复火。[34]

此后梓慎预言应验，果真在昭公十九年(前1523)五月，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发生火灾。裨灶因此又请禳火，子产仍不从。但这次却没再发生火灾。子产还提出了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”的命题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这时的星占大多带有显著的现实政治考量，实质是审时度势后做出的判断和举措，而不再是以往单纯地受鬼神或上天的指引，也不再唯卜辞是瞻。

第二次典型分歧发生在昭公二十四年(前518),叔孙昭子和梓慎针对日食提出水灾、旱灾两种截然不同的预言，彰显出《左传》作者偏向理性的叙事立场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记载：

夏五月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梓慎曰：“将水。”昭子曰：“旱也。日过分而阳犹不克，克必甚，能无旱乎?阳不克莫，将积聚也。”[35]

梓慎预言将有水灾。因为日食出现在二至、二分时无灾祸，出现在其他月多为水灾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一年》记载了秋七月壬午朔的日食，“公问于梓慎曰：‘是何物也，祸福何为?’对曰：‘二至、二分，日有食之，不为灾。日月之行也，分，同道也；至，相过也。其他月则为灾，阳不克也，故常为水。’”[36]梓慎认为日食的成因是阴侵阳、阳不胜阴，是臣欺君或水灾的预兆。

通常日食禳灾旨在退阴气，相应的举措是天子不举，伐鼓于社，诸侯用币于社，伐鼓于朝。如庄公二十五年(前669)、文公十五年(前612)的两次日食就遵循了巫史言说进行了禳灾。然而，昭子对此次日食的预言恰与梓慎相反，认为将有旱灾。其占测依据是：一旦阳气胜过阴气，必定是旱灾。最终昭子预言应验——秋八月出现大雩即旱灾。可见梓慎虽是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认定的专业“传天数者”,但在《左传》中对日食的解释却没有应验。

五、结语

星占的实质是通过星象联结天道与人道。郑子产与裨灶、鲁叔孙昭子与梓慎这两场争论，主要缘于知识观念和身份阶层的差异。《左传》作者的叙事立场更偏向于理性的卿大夫阶层，其思想观念与子产、昭子更为接近，呈现出理性思维的特征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数术略》小序云：“天文者，序二十八宿，步五星日月，以纪吉凶之象，圣王所以参政也。”[37]正是由于天道的存在，以巫史阶层为核心的“传天数者”才得以通过星占获得天道阐释的话语权力。到了春秋末期，执政的卿大夫阶层在觉醒之后，开始质疑巫史阶层的解释权威，转而选择更为理性的话语去深入阐释以往神秘话语难以回答、解决的现实问题，在与巫史言说的博弈中掌握天道阐释的话语权，并因其政治身份与话语优势在《左传》星占叙事中成为更受关注的主体。战国时期，诸子对于天道的解释更为客观、理性和进步。即使《墨子·天志》在文本形态上偏向于神秘性，但仍不失理性思辨的一面。④诸子继承的是卿大夫关于天道的思想观念，而非巫史的认知体系。时至西汉武帝时期，儒生董仲舒以“天人合一”“天人感应”学说整合春秋战国的思想，使得“奉天承运”成为帝王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。至此，天道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了卿大夫手中，真正实现了神秘思维与理性思辨的有机结合与平衡。无疑，春秋星占的探究是揭示春秋星占文献生成、推演模式转变、话语权力博弈的核心问题，对于准确理解春秋社会变革、后世帝王政治运作、古代思想文化演进等都有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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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相关内容参见：朱文鑫．天文考古录［M］．商务印书馆，1933；陈遵妫．中国天文学史［M］．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；林甸甸．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［M］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；陈炫玮．先秦至汉初灾异禳除礼俗及救治措施研究［D］．台湾清华大学，2013．

② 现存可见最早星占传世文献有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《汉书·天文志》等，汉代及其以前的出土文献有马王堆星占简帛《五星占》《天文气象杂占》《气象风云杂占》等。相关研究参见：江晓原．历史上的星占学［M］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1980；张培瑜．先秦秦汉历法和殷周年代［M］．科学出版社，2015；(日)塩出雅．左伝の占星记事について［J］．东方宗教，1985(66):15－20；张卫中．《左传》占梦、占星预言与春秋社会［J］．史学月刊，1999(4):8－13；张瑛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方术研究［M］．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6；周倩平．《左传》异象研究［D］．南开大学，2014；刘全志．论《左传》星占的思维特征及意义［J］．唐山学院学报，2011(5):73－77．

③ 图1凡例：第一，本图辑录之星占主要界定于日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彗星、流星、老人星、客星、妖星等星象。其他云气虽与“天”有关，但本文不予讨论。第二，本图辑录之文献出处为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。第三，引入“年均星占数量”的参数，旨在排除春秋十二公不同在位时间的干扰，以期直观呈现《左传》星占载录的历时分布情况及消长趋势。第四，有个别星占未能寓目，暂列俟补。第五，本图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赵瑞宁设计制作。

④ 如《墨子·尚同》：“既尚同乎天子，而未上同乎天者，则天菑将犹未止也。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，雪霜雨露不时，五谷不孰，六畜不遂，疾菑戾疫，飘风苦雨，荐臻而至者，此天之降罚也，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。”《墨子·天志》：“然则我何欲何恶？我欲福禄而恶祸祟。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不义，则我乃为天之所不欲也。我为天之所不欲，天亦为我所不欲，则是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。”见吴毓江撰，孙启治点校.墨子校注[M]，中华书局，2006：118、293-294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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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 同[4]，第3889页。

[6] 同[4]，第437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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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] 同[4]，第3924—3925页。

[21] 同[4]，第3926—3927页。

[22] 同[4]，第3930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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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5]（汉）班固撰，（唐）颜师古注.汉书[M]，中华书局，1962：1325.

[26] 同[4]，第4449页。

[27] （清）阮元校刻.毛诗正义[M]，中华书局，2009：957.

[28] 同[4]，第4454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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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0] 同[4]，第4593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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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2] 同[4]，第4372页。

[33] （清）阮元校刻.论语注疏[M]，中华书局，2009：5374.

[34] 同[4]，第4528—4529页。

[35] 同[4]，第4573—4574页。

[36] 同[4]，第4557页。

[37] 同[25]，第1765页。

- 全 文 完 -

发表于《北京社会科学》2022年第2期

部分图片来自网络

作者简介：

余丹，文学博士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、赋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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